孔子的“正乐”还包括对乐器使用制度的维护。《左传》成公二年，卫国侵齐，新筑大夫仲叔于奚救了卫国主帅孙良夫，卫穆公想赏给他城邑，却被仲叔于奚辞谢了，而请求得到诸侯用的三面悬乐器的曲县之制和马饰。对于这件事，孔子认为，“不如多与之邑”，因为“器以藏礼”，曲县的乐器制度和繁缨的马饰，都是诸侯才能用的礼器，仲叔于奚本为大夫，因战功而拥有这些礼器是不恰当的。乐音和乐器在孔子那里，不仅是供人欣赏、上下和合的表演艺术，也是载礼之器、行礼之仪，因此孔子“正乐”的实质在于为乱世“正礼”。一提到“正礼”，总会有人把它与简单机械的“复古”联系起来，仿佛孔子总在想以一己之力，紧紧握住历史前进的车轮，使其倒退到西周时代。其实不然。孔子曰：“愚而好自用，贱而好自专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，如此者，灾及其身者也。”（《礼记·中庸》）孔子对抱残守缺、泥古不化也是持批评态度的。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，一方面礼崩乐坏，另一方面复兴礼制的呼声四起，特别是理性主义、辩证思想的集中出现，为春秋士人对西周礼乐制度的反思和超越提供了历史依据。

　　对待音乐，孔子不仅强调要关注外在音乐形式，还应注重对内在精神的发掘。在孔子看来，揖让周旋、羽龠钟鼓都是技术层面的问题，而非内在的文化精神。“礼乐”的精神实质不是强加于人的外在规定，而是主体在践习礼乐的过程中，所得到的人格提升和审美愉悦。“言而履之，礼也；行而乐之，乐也。”（《孔子家语》）“礼”是知行合一的个人践履，“乐”是行有所得的内在愉悦。由此而来，“乐”不再仅仅是礼之用，而是发展成为礼的内在精神。因而，孔子“复礼”必重“正乐”，两者同样不可或缺。

　　因为“正乐”即“正礼”，所以孔子在谈及自己的为邦理想时，多次强调要“放郑声”。孔子说“郑声淫”“乱雅乐”，是因为郑、卫地区的音乐十分讲究艺术技巧，情感力量大于伦理力量，世俗的娱乐之情大于典礼肃穆之情，不符合周礼温柔敦厚、中正平和的艺术精神。孔子对郑声的放逐并不意味着对音乐美学功能的忽视。事实上，孔子是第一个指出音乐美学功能的人。孔子曰：“不能《诗》，于礼缪；不能乐，于礼素。”郑玄注曰：“素，质也。”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孔子说，如果没有音乐，礼的仪式就会显得质朴无文。“文”这个概念在孔子的语义系统中是宽泛多样的，但无论是指社会文化还是个人修养，都明显包含着感性形式美的意义在内。孔子所说的文，是包含了审美的，没有文，也就没有审美，没有音乐参与的礼是素的，是不文的，也就是不美的。“美”是音乐非常重要的文化功能，所以无论是评价《武》乐的尽美，还是《韶》乐的尽善尽美，美始终是孔子关注音乐的重要视角。“乐”之于“礼”的功能，是礼在形态世界中美的呈现。经过孔子整理发展的周代“礼乐”，“礼不再是苦涩的行为标准，它富丽堂皇而文采斐然，它是人的文饰，也是导引人生走向理想境界的桥梁”（杨向奎，《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》，人民出版社1997版，第381页）。（作者：赵玉敏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