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我们在先秦诸子中寻找一位既为实现理想而奔波劳苦，又将精神生活处理得风雅诗意的人物，那一定非孔子莫属。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，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。与崇尚天籁的道家和主张非乐的墨家相比，孔子是资深的高雅音乐爱好者，他曾向师襄学习演奏《文王操》（《孔子家语》），也曾为哀悼窦鸣犊和舜华而创作琴曲《陬操》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

　　作为春秋文化的代表，孔子是哲人也是诗人和歌者。“子与人歌而善，必使反之，而后和之。”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歌唱是孔子日常生活的常态。即使困厄如在陈绝粮，孔子也依然弦歌不绝。“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斯滥矣”（《论语·卫灵公》），此时此地，音乐不仅是情感的宣泄，它还意味着一种信念和坚守。自信时他自命天生德于予，失意时，他寄情于笙磬。“子击磬于卫，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，曰：‘有心哉，击磬乎！’既而曰：‘鄙哉，乎！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’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这个担草的老人可谓是孔子真正的知音，孔子循道日久，温温无所试，“莫己知”正是此时内心最深处的感慨。作为歌者的孔子，常常借音乐表达他内心的情怀，“歌乐者，仁之和也”（《礼记·儒行》），音乐使孔子这位哲人，用感性的方式认知世界，用审美的方式思考人生，用艺术的方式表达思想。他的智慧，他的人生，他对“道”的追求，他对“艺”的欣赏，饱含着执着的经世精神和浓郁的诗性韵味。

　　孔子对音乐的兴趣与他对周礼的重视是密不可分的。南宋史学家郑樵曰：“礼乐相须以为用，礼非乐不行，乐非礼不举。”（《通志·乐略·乐府总序》）孔子对周礼的倾心追慕和深入钻研，使他对“音乐”的社会文化功能有着深刻的认识。歌诗、鼓琴、击磬，丰富的艺术实践和深厚的品德学养，使得三代以来的音乐艺术发展成果能够在他那里得以升华。

　　“礼崩乐坏”之所谓“乐坏”，一方面表现为周代典章制度中用以昭示“以仪辨等”的用乐秩序的混乱；另一方面则表现为贵族群体审美倾向的转移，即厌古乐而喜新乐。二者的实质，都是“乐”与“礼”的分离，即“雅乐”精神的失落。孔子适逢这段文化裂变期的时空中心，对行将失落的周代雅乐进行修复、改造和传播，是他必须面对的、不容回避的文化使命。

　　“正乐”是孔子为纠正礼乐秩序倾颓采取的重要措施。孔子曰：“吾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各得其所。”《论语集释》引包慎言曰：“《论语》《雅》《颂》以音言，非以《诗》言也。乐正而律与度协，声与律谐，郑、卫不得而乱之，故曰得所。”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载：“三百五篇，孔子皆弦歌之，以求合《韶》《武》《雅》《颂》之音。礼乐自此可得而述，以备王道，成六艺。”孔子的“正乐”是对《诗》的乐章和音律的规范整理，使之符合周礼对雅乐的要求。